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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技手段量化风险
时间:2018-08-07 来源:财新周刊 记者 屈慧

   摘要:针对券商、持牌资管机构以及私募机构,深圳证监局分别推出三套监管系统,提升数据分析能力,有效识别、及时预警、提前处置各类风险,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监管如何长出“牙齿”,走在风险之前,一直是证券市场监管部门面临的难题。以往的监管更多是事后监管,没有将风险处置在苗头阶段。

随着资管乱象、股市高杠杆配资、债市违约等风险事件频频挑动市场神经,证券监管部门也通过高科技和大数据手段完善监管体系,启动事前、事中风险导向型监管,加强对风险的预研预判,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有效摸排并妥善处置各类风险,将风险处置在萌芽之中。

“监管需要数据,更需要对数据的分析能力。”深圳证监局相关处室人员对财新记者说。她指出,科技监管系统大大提高监管效能,通过数据分析,监管可以更有效地掌握辖区总体风险状况,在数据中发现风险苗头,及时规范市场行为。

监管部门通过向下反馈风险信息,倒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自身风控管理能力,为金融机构自身风控体系“补位”。

深圳证监局分别于2015年、2016年、2017年启动证券公司风险监测体系、资产管理业务报送及分析系统、私募基金监管信息平台建设工作,覆盖深圳辖区22家券商、63家持牌资管机构(主要指券商资管公司、公募基金及基金子公司)以及4566家私募机构,覆盖的资产管理规模合计超10万亿元。

据统计,深圳证监局近三年摸排出场外配资、债券代持、银行委外业务、场外期权、资管产品投向房地产、定增及新三板挂牌公司、私募基金跨区域、跨界经营等潜在行业性风险及隐患,并及时处理,维持辖区内整体风控水平稳定,未发生大规模风险事件。

监管风险

证券监管部门对持牌机构的传统监管模式侧重于合规行为的事中、事后监管,但随着市场形势和产品结构的复杂性不断提高,监管思路转化为风险监测与合规监管并重,在客观评估的前提下实施全面监管。

在传统监管体系下,数据碎片化,缺少必要的数据分析工具,仅依赖人工判断,难以发现潜在风险,也难以做到准确、实时、有效监管。

深圳证监局希望通过监管科技手段解决这些痛点,借由大数据分析工具,对海量数据进行精准智能分析,实现可视化监管,提升监管有效性,使监管跟上市场发展步伐。

自2013年起,深圳证监局启动对风险导向监管的课题研究,逐渐形成针对券商、持牌资管机构以及私募机构的三套科技监管系统--证券公司风险监测体系、资产管理业务报送及分析系统、私募基金监管信息平台。

三套系统本质是通过监管科技手段实现穿透式功能监管,希望通过及时、全面的监测及系统化分析,帮助监管者在事中乃至事前及时发现风险。

三套系统的数据主要由各机构自行填写报送。此前,券商和持牌资管机构需每月分别向证监会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称中基协)报送,私募公司则按季度向中基协定期报送。以原有报送机制和频率为基础,深圳证监局要求机构在上述三套系统中提供更多、更细分的信息。

以证券公司风险监测体系为例。该局要求券商在向证监会每月报送97张报表的基础上,再增加7张新报表,主要覆盖近年来增长较快的新业务,可以用来分析债券代持、场外期权、股票质押等业务风险。

“证监会、证监局、券商分属三个层级,各方根据需求调取不同维度的数据。”招商证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张兴评论说:“券商属个体层级,掌握自身最全面的数据;证监局属辖区层级,掌握辖区内证券公司风险信息的详实数据;证监会属行业层级,掌握整体性的行业层面数据。”

“对这些数据进行多指标、多维度以及横向、纵向地分析,监管者可以直观看到行业整体发展情况,对比各机构之间的差异,从而识别出风险点。”毕马威风险管理咨询总监陶进伟说。毕马威曾受聘开展证券公司风险监测体系第三方独立评估工作,负责指标体系、数据质量以及配套机制的评估工作。

资产管理业务报送及分析系统的思路与证券公司风险监测体系相似。该系统在前端设置224个主要字段,通过字段分析,监管可以摸清资管业务投资者结构、资金投向、是否为通道业务等问题。这套系统在监测和引导持牌资管机构及早开展降杠杆、去通道、主动化解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私募基金监管信息平台与上述两套系统稍有不同,其数据源除了私募机构自行报送的资料,还导入了大量外部数据,通过交叉验证,对私募机构违规行为进行排查。

“私募行业以适度监管为原则,监管的主要任务除了维护市场秩序、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以私募为名的违法犯罪行为之外,还着力于引导私募机构逐步提高合规意识、建立和完善与自身规模相适应的内控体系。”深圳证监局有关人士表示,因此从监管角度来说,急需通过信息手段不断夯实监管基础,从行业角度来说则需要更细化的合规指导;而借助信息平台,通过线上自查、监管核查、现场检查、风险预警、合规培训、风险处置等不同维度、不同层级的监管活动,同时辅以外部数据与自报数据交叉验证、系统筛查与人工核查相结合的技术手段,可以有机地结合市场与监管的需求。

“私募公司数量大,且鱼龙混杂,传统的机构监管模式无法匹配。”深圳证监局有关人士称,建立这套系统可以帮助监管部门摸底辖区内私募行业,及时察觉异常苗头。

每套系统背后都匹配分析模型,当数据套入模型后,分析结果一目了然。“在分析模型里设立指标阈值,一旦某项业务或者某个机构出现偏离或超标,系统就会预警。”相关人士介绍说,证券公司风险监测体系可以自动生成报告,涵盖800多项指标和40多张图表。

该局曾通过系统预警提示,发现某券商的流动性覆盖率指标--即优质流动性资产与未来30日现金净流出量的比率--一度下滑到108%,虽高于《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划定的红线100%,但已低于120%的预警线。深圳证监局立即约谈该券商,并要求它每日报送相关数据,以跟踪后续情况。

深圳证监局有关人士说,这些阈值由证监局结合自身和国内外经验设定,“阈值的设置并非死的,会根据市场的变化情况,对阈值的敏感性进行动态调整”。

“单依靠系统不能解决问题,但能作为我们发现问题的工具。”相关人士提及,系统标准的统一也有利于监管公平、公正,减少主观性因素的影响。

倒逼机构风控

据深圳证监局有关人士向财新记者介绍,运行三年多来,已有实际案例证明证券公司风险监测体系行之有效。

以股票质押业务为例:2016年,深圳证监局通过系统发现,辖区券商的股票质押业务、尤其是小额股票质押(融资额500万元以下)总体规模上升较快。该局随后重点摸排多个风险指标,如单一客户融资融券规模与券商净资本的比率、质押限售股市值占质押规模的比例、市盈率超过100倍的担保证券规模等。

“摸查后发现一些券商风控不严格,股票质押集中度指标高,一旦股市大幅波动,就有可能带来平仓风险。”相关人员解释称。随后,深圳证监局向辖区机构发出风险提示,要求券商控制相关业务风险。对个别风险较大的公司,该局通过约谈或现场检查等方式进行一对一监管。

2018年,A股指数不断下跌,带来股票质押平仓风险。深圳证监局相关处室人员指出,辖区券商由于此前已按监管要求控制风险,因此当市场风险出现时,整体面临的冲击较小。

监测体系在发现债券代持业务风险方面也有成功案例。2015年底,深圳证监局监测到辖区部分券商固定收益业务杠杆倍数指标异常、债券持仓规模过大。调研摸底后,该局通过提示风险、下发监管函等方式要求相关券商进行整改。

2016年,债券代持违约事件爆发,波及大量金融机构,但深圳辖区内券商未出现较大债券业务违约风险案例。“这说明,我们的判断和市场的风险趋势是相符的。”深圳证监局相关处室负责人说。

平安大华基金风控部副总监陈亮指出,个体金融机构看不到市场全貌,往往察觉不到正在酝酿的行业性风险,而监管从全局层面可以看到这些问题,监管及时提示,可以帮助金融机构防控风险。

张兴认为,监管部门有信息优势,风险预判往往更精准,当他们对风险的判断传递到机构时,会倒逼机构调整,提高自身风控能力。

资产管理业务报送及分析系统迄今运行两年,在引导金融机构“去通道”方面颇有成效。

深圳辖区的资管业务量巨大。截至2017年底,深圳资产管理行业(含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募基金、基金公司非公募、基金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资产管理及备案的私募基金)的资产总规模超过13万亿元,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其中又以持牌资管机构业务规模最大。深圳证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5月底,深圳63家持牌资管机构存续产品有9400多只,存续规模达7.36万亿元,相当于全国持牌资管机构募集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有5.06万亿元是通道业务规模,占比近七成。

“通道业务是存在一定权利与义务、风险与收益不匹配情况的业务,往往隐含监管套利的动机。”前述相关人员指出,这类业务的产品发行人在产品管理过程中介入程度往往受限于委托人或投资人的需求,而非真实全面主动管理,导致管理人在事前风险控制及投后管理等方面,由于对强势委托人的依赖而弱化了自身应有的风险防控,是一类应予以逐步清理规范的业务。

2016年开始,证监会多次发声:资管机构要“正本清源、强化约束”,要回归主动管理资管业务的本质。同年7月,证监会出台《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加强对结构化资管产品、“资金池”等业务的规范管理。

如何从数万亿元资管业务中识别出通道业务、结构化产品以及是否存在违规行为,向来是个难题。

前述相关处室人员向财新记者介绍,深圳证监局要求,资管机构在报送信息时,需按要求录入诸多字段信息,比如投资者结构、投向、费率、杠杆倍数等。

这些指标综合起来,即折射业务实际面貌。“比如通过比对费率大小,就可以识别出哪些是通道业务,哪些是主动管理业务。如果费率只有万分之五,那就可能是通道类业务。”相关人士说。

这套系统还可以穿透至投资者层面,通过调用投资者结构、杠杆倍数等字段,可透视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比例以及杠杆情况,帮助监管者判断投资者集中度等风险。如果个人投资者较多,一旦问题出现就有可能爆发群体事件。

此外,产品投向也在报送信息之列。如房地产类业务,监管者可通过资金投向一、二、三、四线城市的占比来判断其大致风险。

“如果没有系统,我们只能知道辖区有多少产品、多大规模,但不知道投到哪里、杠杆倍数怎么样、是不是存在优先劣后等情况。”前述相关人士说。

作假就“冒泡”

监管系统数据由机构自行填写,这意味着数据真实度是系统运行的基石。

根据业界多年经验,陶进伟指出,提高数据质量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从填报规则、数据上报流程管理、系统配套支持以及事后督导等四个方面进行持续完善。

据深圳证监局有关人士介绍,系统设置的多项指标具有内在联动逻辑,如若数据有错,观察单项指标难以发现,但综合多项指标后就可能发现异常。陈亮认为,这种方式可以倒逼机构减少瞒报、漏报、错报的情况。

深圳证监局有关人士表示,券商和持牌资管机构是持有牌照的“正规军”,恶意造假可能性较低。但此前对私募机构的监管较为宽松,对其上报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以及业务合规性都要打问号。

近些年,私募机构涉足P2P和非法集资、违规投向房地产等现象突出,加强监管的呼声此起彼伏。

深圳私募机构规模庞大。根据深圳证监局统计,2016年初,深圳共登记5000余家私募机构,截至2018年5月底已降到4566家,占全国登记私募机构的19.26%,管理基金1.34万只,管理规模1.81万亿元,占全国总规模14.38%。

“数据验证是私募基金监管信息平台最先进的地方。”据相关人士介绍,该平台的数据共有监管数据、地方政府数据和外部数据三大来源。

监管数据包括私募机构自行报送的产品备案信息、季度报送信息,以及中基协、托管机构和销售机构的相关数据。地方政府数据主要是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的社保、税务等基础信息。外部数据包括市场公开的法院涉诉信息、舆情信息、关联图谱等。

“数据组合到一起,套入模型、嵌入分析标准后,偏离较大、有明显异常的公司,就会在系统上'冒泡'。”前述相关人士称,这套分析系统在内部被形象地称为“冒泡系统”。

深圳证监局曾经通过系统排查出多家高风险公司。如A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多家私募机构,多家贸易、黄金珠宝和科技公司,以及多个有限合伙产品,兼营P2P业务。综合查询工商等外部信息,深圳证监局监测到,A公司实际在全国成立了上百家分公司,跨地域非法集资风险特征明显。

深圳证监局向深圳市相关部门通报了A公司风险情况,并持续监管施压和督导。目前A公司已注销69家分公司,清理四成分支机构,并将P2P平台转让出去,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风险。

“冒泡系统”同样能监测出私募公司“资金池”业务情况。B公司是某大型金融集团旗下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规模超千亿元。深圳证监局通过系统数据比对发现,B公司缴纳社保人数极少,员工人数与业务规模极不匹配。随后,通过核查进一步了解到,B公司存在大量“资金池”业务。面对监管施压,B公司清理了“资金池”业务,目前其资产管理规模已压缩到500多亿元。

前述相关人士指出,近几年在深圳爆发的私募机构群体性风险事件相对而言不算集中,说明以私募信息平台为依托的中央与地方监管协作机制正在发挥效能。该机制改变了传统私募机构风险事后处置模式,转变为事前预防、早期干预、及时处置,降低了风险发生概率。

她还指出,信息技术归根结底是服务于监管的手段和工具,其效用恰恰反映出深圳市政府与深圳证监局在综合金融监管协作机制创新方面的探索,这是前海作为金融改革试验田的重要使命和贡献。

目前该套系统已被列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成果,并在深圳市全面推广,为全市乃至全省、全国深化改革提供示范和借鉴。

此外,证监会已邀请深圳证监局向全国其他地方局推介使用证券公司风险监测体系。

 

(来源于《财新周刊》2018年第29期,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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